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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中融入传统元素,已从偶发尝试发展为一种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策略。从以李白、杜甫诗作为词进行谱曲的“新古典 ”创作,到以苏东坡词意入歌的改编作品 ,再到央视“贺花神”的破圈式表达,传统音乐以各种方式进入当代听觉文化版图,并在中国范式的表达中越来越展现出其独特魅力。传统文化中,“中国性”如何被符号化并得以有效传播的?
符号化的双重转译
在符号学视野中 ,传统音乐元素要成为可传播的“中国性”符号,必须经历双重转译:听觉形式的现代化重构与文化意义的重新锚定 。
第一,听觉符号的提取与重构。 成功的符号化遵循“可辨识的最小单位 ”原则——提取最具文化辨识度的片段 ,使其成为承载“中国性”的听觉能指。以李白《静夜思》为词改编的作品为例,创作者并非简单套用古曲旋律,而是提取古典诗词的音韵节奏 ,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调式进行有机融合 。古琴、箫等传统乐器的音色,被置于电子音效和现代编曲框架之中,通过节奏重组 、音色再造 ,使古典意象获得与当代听觉经验接榫的可能。苏格拉底曾言:“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。”同样,未经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也难以传承 。当以屈原《九歌》为蓝本的作品将楚辞瑰丽想象与现代音乐语言结合,传统符号正是在这种转化中获得新的生命。
第二 ,意义的重构与锚定。 传统音乐元素的符号化不仅是形式转化,更是意义再生产 。当以苏轼《水调歌头》为词的作品被赋予现代旋律,传统诗词原有的意义指涉被悬置,需要新的锚定机制。当前创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:一是音乐语言的当代转译 ,通过旋律、和声、节奏的现代处理,使古典意境获得新表达;二是通过音乐修辞构建“文化翻译 ”的桥梁,将古典语法转化为当代词汇。这种翻译并非单向迁就 ,而是通过创造性重组,构建属于所有年龄层的文化共同体。
传播效用的双重维度
符号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有效传播 。评估其传播效用可从两个维度展开。
从文化辨识度来看,符号化的传统元素成功建构了可识别的“中国气质”。后现代语境下 ,民间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经历了去中心化、互文性和符号化的解构过程,同时又对旋律 、节奏、唱腔、语言等方面进行重构,丰富了流行音乐的表现形式 。以《诗经》为词改编的作品 ,其四言句式 、重章叠句的结构特征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副歌重复形成天然呼应;以李白诗歌入乐的作品,其豪放飘逸的诗风通过摇滚或民谣形式得到新诠释。这种文化辨识度的建立,本质上是一场用音乐修辞完成的“文化翻译” ,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范本。
从精神共鸣层面来看,传统符号的传播效用取决于能否激活更深层的文化记忆 。以苏轼“一蓑烟雨任平生 ”的豁达精神为内核创作的歌曲,能引发当代听众面对生活困境的情感共振;以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忧患意识为底色的作品,能唤起对社会现实的思考。听众评论“DNA动了”的背后 ,暗示着“超越理性分析的、源自血脉和文化基因深处的共鸣 ”。钱学森先生曾言,艺术修养让他“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” 。当以科学家探索精神为题材的音乐作品将理性求索与感性表达结合,当以苏格拉底“认识你自己”为内核的创作将西方哲思与中国音乐语言融合 ,传统符号的意义边界被不断拓展。
困境与反思
然而,并非所有符号化尝试都能实现上述传播效用。当前创作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。
一是符号的滥用与空洞化。 部分创作者为了商业热度,只是简单将古诗词元素生硬添加到流行音乐中 ,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。这类作品往往表现为“标签式 ”符号挪用——副歌引用几句唐诗,前奏点缀几声古琴,但整体缺乏内在统一性与意义深度。当“中国性”沦为可批量生产的听觉装饰 ,其文化传播效用必然大打折扣 。
二是市场逻辑对文化逻辑的侵蚀。 在商业平台的流量规则影响下,创作者盲目跟风模仿,导致大量作品高度同质化。当“古诗词+流行”成为可复制的配方 ,“中国风”便可能从有意味的文化表达退化为无内容的风格标签 。若只重形式而轻精神,符号便失去了灵魂。
(作者:时乐轩,单位: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)





